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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:背靠“大树”咋脱贫——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精准扶贫的调研
发布人:杨光来源:人民日报浏览次数:发布时间:2016-12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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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“显微镜”识贫,非贫困村的贫困户也不能掉队

  65岁的喻瑞林如今也会回想起住在山上的日子,只是回想并不等于怀念。在长沙市宁乡县青山桥镇友园村,他家曾是海拔最高的那一户。

  喻瑞林做过泥工,养过羊,生活本还过得去。但自从54岁那年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,日子开始变得艰难。

  “不能干体力活,甚至走不了远路。”下山到镇上看病,喻瑞林只能找人背着走。2008年,喻瑞林的老伴精神失常,让这个家雪上加霜。“家里的积蓄没多久就掏空了,只能靠低保过日子。”

  山上的艰难,在今年8月画上了句号。当地政府启动的易地搬迁扶贫工程,让喻瑞林在青山镇的集镇旁安了新家。“房子、电器、家具都不用掏钱。”喻瑞林记得,搬家那天,连床上的被子都铺好了。

  在湖南,长沙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“领跑”地位。2015年,长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3000元,但像喻瑞林一样的贫困户,仍有5.8万多户、16万多人。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“识贫”。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同,在这里,想要精准识别贫困户,其实并不是件容易事。

  长沙市农委副主任李雪龙告诉记者,长沙全市85个省定贫困村的贫困户,只占到全部贫困户的30%,其他70%的贫困户则“插花式”分布在非贫困村。

  喻瑞林所在的宁乡县青山桥镇,有3个省定贫困村,属于长沙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边远山区。但即便如此,全镇1365个贫困人口,也只占到全镇总人口的5.5%,这里的贫困人口分布依然较为分散。

  喻瑞林的另外80户新邻居,就来自全镇9个村。仅仅是为了摸清贫困家底和搬迁意愿,镇里的干部就没少花力气。“前前后后大约3个月,几上几下,才最终确定搬迁名单。”宁乡县农业局局长彭力强说。

  “即使对30%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做得再好,如果忽视了其他的70%贫困人口,也不能说打赢了脱贫攻坚仗。”李雪龙说。

  对于长沙而言,精准扶贫,必须用上倍数足够大的“显微镜”。

  在宁乡县沩山乡政府,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乡镇独立开发的精准扶贫信息系统。全乡51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,不论是家庭信息、致贫原因,还是帮扶联系人、脱贫思路,系统上均一览无余。最大的特色是帮扶动态的过程记录——贫困户哪一天申请了低保,哪一天搞起了脱贫产业,上面都有实时更新的记录。

  精准到户,才能不留死角。长沙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全覆盖。“不是只突出重点,只做亮点,而是要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、所有贫困户的脱贫攻坚工作统筹安排,同步推进。”李雪龙说。

  14个专项扶贫为抓手

  脱贫路子对村更对户

  自从妻子患上地中海贫血症后,44岁的辛红根就不得不中断在外务工的日子。

  妻子治病,三年内换过两次血,去年医药费就接近1万元。家里本就没啥积蓄,少了在外打工的稳定收入,日子更是捉襟见肘。

  在浏阳市小河乡皇碑村,辛红根一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户。对于长沙的扶贫工作而言,留下的都是“硬骨头”。

  同在皇碑村的村民黄章平,情况似乎更糟。本人智障,劳动能力欠缺,年过40尚未成家,至今跟着老母亲一起生活。全家靠低保勉强糊口。

  啃下“硬骨头”,扶贫举措必须更有针对性。

  既要照顾家人,又得挣钱养家,辛红根只能在家门口找事做,最缺的还是资金。针对贫困户普遍存在的资金瓶颈,浏阳市推出了小额信贷扶贫:浏阳农商行对全市1607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评级授信,政府贴息,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0万元。

  辛红根用贷到的2万元,养了400只水鸭、100只旱鸭。他自己测算过,平均每只鸭大约能赚30元,“如果今年卖得好,明年准备养1000只”。

  黄章平同样贷到了1万元,只是当地政府为他想的办法是“分贷统还”:与其他情况类似的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一道,将贷款打捆投向当地一家蜜蜂养殖基地,每年固定享受10%的分红。

  其实,背靠长沙都市圈,贫困户只要补上了短板,找准了路子,脱贫并不是难事。

  靠着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,小河乡乌石村贫困户张建南,今年5月试着养起了泥鳅。效果出乎意料的好:4000多斤泥鳅销售一空,纯利润就有1万元。张建南又趁热打铁,第二批下了30万尾鱼苗,“这次更有经验,估计能产6000斤。”

  按照“六个精准”“五个一批”的要求,长沙尤其注意脱贫举措“精确制导”,以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、旅游扶贫、电商扶贫等14个专项扶贫为具体抓手,因户施策。截至2015年底,已脱贫2.6万余户7.5万多人,今年预计完成30个省定贫困村退出和4.79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。

  谨防麻痹大意

  电话调查+督察暗访压实责任

  宁乡县沩山乡沩水源村贫困户杨喜军屋后的5箱蜜蜂,眼下成了全家人脱贫的希望。

  因为一次车祸受到重创,杨喜军的精神状况间歇性失常,只能在家休养。家里两个小孩的学习、生活开支,连同杨喜军的医疗费用,一起压在了妻子吴汉连的肩上。

  出路只能靠产业扶贫。地处沩山山区的沩水源村适合蜜蜂养殖。结对帮扶干部帮吴汉连引来了当地一家养蜂企业,不仅提供技术培训,销售托底,还给她免费送了5箱蜜蜂。

  虽说是养蜂新手,吴汉连却很快尝到了甜头。不过3个月时间,自家产出的55斤蜂蜜,居然卖到了60元一斤。“今年还可以产一批,脱贫不成问题了。”吴汉连说。

  经济优势让长沙扶贫的底气十足,他们要做的,是把优势用足。

  产业扶贫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带动。在长沙,仅农业龙头企业就有8000多家。李雪龙告诉记者,长沙市精心选择产业扶贫项目,通过网上发布、编印成册等方式,下发到基层,由乡村两级动员组织贫困户自主选择参与项目,让贫困户与帮扶主体有效对接,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。据统计,长沙今年投入产业的扶贫资金就有8000万元,引进和培育产业扶贫项目300余个,共帮助2.7万户贫困户持续增收。

  用于托底的保障网,长沙着力“织密”。今年7月,长沙县率先完成了城乡低保一体化工作,城乡低保对象均按每人450元/月补差保障。据了解,长沙其他县市也将逐步推行。

  “百企联村”“百号(共青团青年文明号)联百户”……凡是能调动的社会资源,长沙不遗余力。

  不过,底气十足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。在李雪龙看来,相对发达地区的扶贫工作,反而可能存在麻痹大意,压实扶贫责任,一点也不能含糊。

  帮扶干部是否认得?上门走访几次?脱贫举措是否有效?前不久,一场委托第三方机构的电话调查,在长沙的贫困户中展开。与之类似的督察暗访,不定期地进行,目的就是压实脱贫攻坚责任。考核的指挥棒同样导向鲜明——在长沙市直部门的绩效考核中,扶贫工作所占比重高达10%。

  “长沙的目标是,2017年所有省定贫困村‘摘帽’、建档立卡贫困户‘清零’。”李雪龙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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